近日，多家上市银行更新了互联网贷款合作机构名单。
与助贷新规落地初期名单普遍简单列示机构名称不同，近期部分银行披露的内容和状态标注明显更为细化，出现了“仅存续业务”“已停止合作仍有贷款余额”等状态标注。
10月22日，浙商银行更新了零售互联网贷款助贷业务合作机构名单。在已公布的23家合作机构中，包括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、上海哈啰普惠科技有限公司在内的16家机构备注“仅存续业务”。
这意味着，该行此后不再与该类机构新增助贷类项目合作，只消化目前的存量在贷业务。
（图片来源：浙商银行官网）
10月8日，上海银行更新《普惠互联网贷款合作机构公示》，覆盖抖音、平安融易、阿里国际站、京东、微众五大运营平台，公示将合作主体按运营机构、联合出资机构、增信服务机构三类逐条列示。
甘肃银行则在9月28日公示18家互联网贷款合作机构，其中联合出资2家、营销获客8家、担保增信8家，另单列1家已停止新增合作但仍存在贷款余额的机构。
招联首席经济学家、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对记者表示，浙商银行这一类做法既严格落实名单制管理要求，又为存量业务自然到期回收留出平稳过渡空间，避免急刹车对借款人和资产质量造成冲击，兼顾了合规、风控与客户权益保护。
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进一步补充，这是留出过渡期、平稳收口的做法。已有贷款按合同自然到期回收，不强行提前收贷；名单保持完整可追溯，便于总行集中管理和报送。后续若基本面改善，也保留了重新合作的余地。
2025 年4 月1 日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新规要求，商业银行总行应当对平台运营机构、增信服务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，通过官方网站、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渠道披露名单，及时对名单进行更新调整。商业银行不得与名单外的机构开展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。
名单制落地一年后，多数银行合作机构数量较上一轮披露明显下降。
其中，民营银行降幅最大。
亿联银行合作导流获客机构从2024年11月的56家降至2026年7月的10家，华瑞银行经两次调整从85家降至65家，富民银行从30家收缩至13家；蓝海银行68家平台运营机构中，40家标注暂停投放，在营口径降至28家。
城商行表现出两极分化的特征。兰州银行25家合作机构状态全部变更为停止合作，在名单上完成实质清零；但少数城商行仍维持较大规模披露。股份行整体瘦身但结构稳定。中信银行合作平台为4家，光大银行为7家，兴业银行为3家，均以头部平台为主。
董希淼指出，不同类型银行的行为差异，本质上是根据自身资金成本、客群基础和自营能力作出的理性优化。民营银行收缩幅度大，是主动压降高成本合作、转向可持续经营的结构性调整；城商行内部分化，体现头部机构有能力转向自营或风险共担，中小机构则稳妥压缩存量；股份行名单家数不多但结构稳定，反映其合作本就偏头部化、调整压力相对可控。
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，被清退的机构不只是中小助贷平台，不少头部机构也同时出现在退出名单中。
例如，富民银行和三湘银行均终止了与马上消费金融的合作，富民银行、三湘银行分别终止了与京东系钧腾信息、云瀚信息的合作，微众银行也出现在两家银行的终止名单中。重庆银行将美团生活费、美团生意贷、京东金条三款助贷产品标注已停止投放，仅保留微粒贷作为共同出资类而非助贷类合作机构。
在董希淼看来，头部机构退场是银行提升合作质量、强化自主风控的主动选择。
娄飞鹏指出，银行终止或压降合作，主要基于四方面因素综合考量。一是自主风控可否穿透、核心授信不能外包；二是综合融资成本能否控制在24%以内，不搞息费拆分、会员费变相加价；三是客户投诉、催收、司法纠纷与声誉风险；四是合作的实际收益能否覆盖风险与资金成本。按照这四个标准，头部机构同样可能因定价模式不合规或收益不划算而退出合作。
目前，银行的互联网贷款合作机构名单披露正趋于常态化。浙商银行、上海银行、甘肃银行在10月前后集中更新，更早之前，华瑞银行于3月和6月进行了两轮调整，蓝海银行3月标注暂停投放，兰州银行7月完成名单清零。
董希淼对记者表示，助贷白名单公示常态化，将推动银行与助贷行业走向更透明、更规范、更可持续的合作生态。对银行而言，合作管理从内部事项变为公开承诺，倒逼其建立准入、监测、退出全流程机制，提升自营获客和独立风控能力；对助贷行业而言，能否留在名单成为市场认证，竞争焦点从流量获取转向合规、风控和消费者权益保护能力，马太效应将进一步显现；对金融消费者而言，名单可核验增强了信任基础。这整体有利于行业优胜劣汰和健康可持续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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